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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2018年12月25日 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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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宁: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主奖获得者 2018-12-25 10:21:29  发布者:  来源:本站

作者简介:安宁,生于八十年代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山东人。已出版作品25部。代表作:《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》《遗忘在乡下的植物》《乡野闲人》《迁徙记》。曾获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、冰心散文奖、叶圣陶教师文学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、广西文学奖、山东文学奖、草原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作品《走亲戚》入选2015年度全国散文排行榜,入围第17届百花文学奖,同时有繁体版图书《试婚》在台湾等地发行。在《十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》等发表作品400余万字,作品入选各类年选选本。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,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。

内容提要:散文集《乡野闲人》(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7.10)一书,80后作家安宁“乡村三部曲”第三部,是继《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》《遗忘在乡下的植物》两本书,对乡村生活、乡村植物动物的观察之后,对乡村人的观察。书中所选个案,代表了中国大部分乡村的组成,比如村长、小贩、乡村医生、手工艺人等等。这些个体人物的悲欢离合,也折射出大多数乡村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。作家安宁以饱蘸着温度和悲悯的笔触,以儿童纯真的视角,用幽默犀利又不失冷静从容的叙事方式,向读者展示了乡村普通民众的人生悲欢与命运起伏。同时,也道出了乡村生活的严酷秩序,人情世故的复杂底色,及乡野田园的孤独苍茫。此书旨在向留在村庄里的一代人致敬。在当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,农民经受的冲击最为强烈,他们的日常生活,人生际遇,也便有了表现的价值。乡土文学需要以有温度和悲悯的笔触,去展示乡村普通民众的人生悲欢与命运起伏。作家安宁采用幽默、犀利、夸张、嬉笑怒骂的方式,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学对乡村人物刻板单一的摹写。

 


 

修鞋的

 

瘦叔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出现在镇上,好像他是村里人羡慕的吃皇粮的。瘦叔当然没本事月月拿工资,但他坐在镇上最繁华的香椿街上,给人轧着鞋帮的时候,一点也不气短。不管怎样,每天都有现钱挣,可比土里刨食的人强多了。况且,人家瘦叔一点也没耽误地里活计,几亩地的收成,丝毫不比谁家少几麻袋。所以这算是瘦叔开辟的第二职业吧,他每天挣的那些钱,也因此被村里人眼红,称之为“酸钱儿”。到底是挣钱的人肩膀酸,或者牙齿酸,还是眼红的人心里酸呢,我也不太清楚,反正母亲一跟父亲吵架的时候,就拿瘦叔能挣俩“酸钱儿”做例子,每每都将父亲刺激得眼珠子发红,发疯的牛一样;甚至有一次他还为此离家出走,但回来的时候,到底还是像母亲说的那样没出息,一分“酸钱儿”也没挣回。

所以瘦叔坐在马扎上,等着十里八乡的人,借赶集的日子,来找他修鞋的时候,他是颇有吃上了国库粮的骄傲的。可不是,谁让瘦叔跟身后小卖铺的胖女人处得关系好,因此他的摊位恰好就可以摆在人家支起的窗户下,而且那厚实的木窗,春天挡雨,夏天遮阳,冬天防雪,秋天的风来了,瘦叔还可以进小卖铺里避上一避。当然,每天收工的时候,瘦叔修鞋的所有家什,也一并交给小卖铺保管。比起那些每天哼哧哼哧拉着一平板车瓜果桃梨,到集市上,大太阳底下站一整天的小商贩,骑着自行车轻松赶集的瘦叔,可真是享福。所以他给人修鞋的时候,总是吹着口哨,歌曲还都是颇流行的,比如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或者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,坐在小马扎上等鞋子的人,常常听得入了神,就连补鞋机在鞋帮上砸线时发出的轻微的嗒嗒声,也充满了美妙的节奏感,好像在给瘦叔的哨声伴奏似的。那线可比乡下纳鞋底用的麻绳还结实,鞋帮上来回砸两趟,怕是穿到死,也断不了线。

小卖铺的女人听到哨声,就从窗户里探出白胖的脑袋来,也不言语,用手托了腮,只笑嘻嘻地听着。她大约想起了没有出嫁之前,在娘家做姑娘的好时光了。她的眼睛里还浮起一层朦胧的白雾,那雾是秋天黄昏里的,有些凉,沾在衣服上,湿漉漉的。女人被这雾气牵引得更远了一些,大约她还想起了邻村某个喜欢过的男人,那男人偶尔在集市上会碰到,三四个孩子,热闹地挂在自行车上,好像一笼吵嚷的鸡鸭。她发了福的圆脸盘上,便现出一抹月亮一样柔和的微笑。

常来赶集的人,看到胖女人一脸的潮红,便笑着调侃瘦叔:你的口哨再吹下去,怕是把一个集市女人们的魂魄,都招来了,小心家里的媳妇找你算账。瘦叔从来都不生气,他好脾气得就像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发脾气这回事一样,不像胖女人的男人,整条香椿街上的人,不管是这人正眯眼晒着太阳,还是急匆匆地赶集买几尺花布,或者蹲在地上挑拣土豆白菜,都能听到他对老婆孩子的怒吼。那吼叫声会让人想到虎啸山林,如果再大一些,瘦叔的修鞋机器,怕都会惊恐地跳到半空里去。胖女人因此常常一脸郁郁寡欢,倒是瘦叔人很幽默,又天生的好脾气,没人来修鞋的空当,就仰头跟窗户里的胖女人,说些我们村里的趣事。胖女人一边给人称着红糖或者瓜子,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瘦叔聊天。她并不多话,不知是怕人说她轻浮,还是担心有人嚼舌根,给她家男人吹耳旁风,大半夜地将瘦叔的家什全扔到街上去。不过瘦叔无论跟谁,都能聊到一起去。就连胖女人的男人,也跟他称兄道弟,有一天,甚至还从自家的散酒瓮里,打出二两来,就着一小碟花生米,跟闲闲晒太阳的瘦叔喝了起来。瘦叔并不客气,在裤腿上蹭蹭刚给人擦过鞋油的手,拈起一粒来,抛向半空,又像一尾蛇一样,灵巧地伸出舌尖,接住了那粒沐浴过阳光的花生。男人看了哈哈大笑,说:你媳妇一定很厉害吧。瘦叔也笑:跟你家一样,都是狼和小羊的组合,不过呢,你家有个母羊,我家则是头公羊。说完了他又将手放到脑袋上,“咩……”,发出一声欢快的羊叫声,直引得男人家还穿开裆裤的小女儿,仰头咯咯笑个不停。

可是每天傍晚,瘦叔送走了最后一个顾客,将家什交给胖女人保管,而后轻松地吹着口哨,骑上自行车,驶入回家的那条柏油路的时候,他的耳朵里,就开始有胖婶的吼叫声震耳欲聋地响起。那吼声与哨声混合在一起,组成非常奇怪的大合唱,让向来乐观的瘦叔,也跟着有些神经过敏。

瘦叔当初到底看中了胖婶什么优点呢?村里人都说不出来,女人们嘴贱,便说:还有什么优点,不是胖婶长得胖,就是嘴巴毒呗!卖猪肉的都知道胖了压秤,人家瘦叔在集上挣酸钱,更是知斤知两。围观的人听了便嗤嗤地笑,好像看见200斤的胖婶,稳稳地朝着100斤的瘦叔,压将下来。村里人书读得不多,想象力却都鲜活,会由此联想起晚上睡觉的时候,瘦叔被胖婶这吨肉压得快成了烙铁上的馅饼,连尿都呲不出来了。怪不得自从结了婚,瘦叔变得愈发地温驯了,他哪是被驯服的野兽,分明是被母狼吓破了胆的家禽。瘦叔不抽烟也不喝酒,没有什么不良嗜好,全靠每天从集市上回来,胖婶威风凛凛地对他搜身,培育而成。当然了,漫长的冬天里,瘦叔每晚都喜欢“摸两圈”,但有几个人打扑克,能赢得过瘦叔呢?所以胖婶简直有旺夫运,只要她在牌桌前一站,瘦叔都不敢不拼了命地去赢钱,其他男人们呢,也被这坨镇宅的肉给吓住了,所以一出手,总是哆嗦着,将好运全交付了瘦叔。

瘦叔气短,就连生了两个闺女。大的叫艳玲,小的叫焕梅,总之都是无需力气就随便安插的乡土名字。胖婶因此觉得底气不足,一咬牙将焕梅送了人。送的当然是本家打光棍的大哥,当初说好了让焕梅给他养老。不过村里人的嘴,拿钱也堵不住。焕梅稍微一懂事,就知道了自己爹妈是瘦叔胖婶,于是顺着杆子噌噌往上爬,胖婶打也打不走。无奈之下,胖婶又开始酝酿第三个孩子,这一个恰赶上计划生育,瘦叔跟胖婶连躲带逃,总算让儿子长坤顺利降生。

那一阵瘦叔在集市的修鞋生意,暂时歇了业。小卖铺的胖女人联系不上他,便总是一脸的惆怅,生意也做得不温不火,好像日子一下子缺了盐,没有滋味起来。来买货的人们也不长眼色,每次来,看见角落里的砸线机,便总是提醒胖女人:五哥有一阵不来了啊!胖女人数着钱,却有些走神,被人一打岔,更忘了钱数,于是一边胡乱应着“是啊是啊”,一边重新将油渍麻花的毛票再数一遍。等人走了,胖女人眼睛里又像过去听瘦叔吹哨一样,浮起一层朦胧的雾。胖女人于是探出头去,看着窗户下瘦叔的马扎天长地久压出来的印痕,又朝那条通向我们村的柏油路,深沉地看上一会,这才回转过身来,拿鸡毛掸子,将砸线机上的尘灰,掸了又掸;其实她天天打扫,上面已经没有尘灰了,但这还是成了她的习惯,这习惯比瘦叔每天按时上班的时候,还要坚持。瘦叔人爱干净,脸面白,衣服也整洁,补鞋的一切用具,都是洁净的,所以每天收工的时候,他将家什都要擦拭一遍,才肯放进胖女人的小卖铺里。这自然不需要胖女人帮忙再用鸡毛掸子的,但她隔三岔五地,还是会将瘦叔盛放钉子或者皮具的箱子,用湿抹布给过一遍,好像不经经她的手,她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一样。因此瘦叔的家什,从来没有沾染上千百个人的鞋子里的怪味,以至于爱无事找茬的胖女人的丈夫,也从未觉得拥挤的小卖铺里,因为多了这些家什,而怎么看着碍眼。

那段时间,瘦叔在家里做着母亲口中的好男人。每天母亲都爬到平房上,半是晾晒粮食,半是窥探胖婶院子里的动静。虽然出了满月,又是暖融融的春天,蚂蚁们出来寻找吃食,都是懒洋洋的,但是胖婶好像打定了主意,要将月子坐到明年春天,所以满院子里只听得到她将瘦叔指挥得晕头转向的吼叫声,唯独不见她小山一样的身影。鸡鸭牛羊们长久不被胖婶训斥,有些不适应,在院子里飞奔或者散步的时候,闲散的步子里,都带着点忽然间被放了羊的犹豫和不安。儿子长坤的哭声,承继了胖婶,我在院子里站着,听到他或婉转或凄厉的哭喊声,总能想象出瘦叔如何奔跑进卧室,耐心哄劝着这个小祖宗,帮他换洗尿布,擦拭一屁股的屎,又顺便看看锅里给胖婶煮的鸡蛋有没有熟。

长坤是个折磨人的主儿,母亲这样说。胖婶也不省心,父亲接过去说。母亲随即酸溜溜地呛一口父亲:可是人家胖婶比谁都有福,遇到这么好脾气的瘦叔,哪像那些动不动就吼声大得能震塌房顶的男人。父亲听了“哼”一声,不搭理母亲,我却也跟着羡慕起长坤来,想他长到20岁,也一定不知道被亲爹拿棍子抽打屁股的滋味吧?哪像我,因为有个脾气暴躁的爹,遍尝了笤帚、腊条、棍子、碗筷等等砸在身上的疼痛。这样一想,我便猫一样悄无声息地爬上平房,坐在边上的水泥台子上,带着一丝的醋意和嫉妒,看着瘦叔在院子里马不停蹄地忙碌着。

母亲的心里,也跟我一样失衡起来。她平息嫉妒的方式,是走到大街上,随便跟个什么女人唠一会嗑,当然曲曲折折就拐到了胖婶瘦叔身上。因为母亲接连替胖婶接生了两个女儿,便带着一点愧疚,好像自己的手不怎么吉利,总是接不出来个“带把儿”的儿子出来。再加上长坤是胖婶躲到外村某个角落里生出来的,母亲便有种被开除了“接生婆”位置的失落。于是她嘴上说话也便刻薄,三扯两扯,就将集市上的胖女人给揪了出来。女人们于是恍然大悟,可不是,瘦叔这一歇了业,没“酸钱”挣倒是小事,顶多胖婶少吃几个鸡蛋,当减肥罢了,可是,另外一个胖女人因为见不到他,也跟着减了肥,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心疼?

 

长坤出了百天后,瘦叔终于开了业。开业那天,瘦叔特意在家门口放了一挂鞭炮,那鞭炮似乎响了很久,好像永不会休止似的炸下去,以至于我捂着的耳朵都有些疼了。村里女人们都听见了这鞭炮声,并跑来庆贺瘦叔双喜临门。女人们都说,看,瘦叔终于摆脱了屎尿的生活,可以去集市上,靠着另外一个胖女人,过舒服日子去了。瘦叔呢,从来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,不管遇到谁来庆贺,都会笑笑说:嗐,多一张嘴,再不开市,家里怕是连锅都揭不开了。

瘦叔家当然不会揭不开锅,谁都没瘦叔过得自在。除了田里收入,补鞋酸钱,还有农闲季节打扑克赢来的小钱,所以他这样哭穷,女人们就不乐意了,纷纷背后酸不溜秋地戳点他:瞧这瘦爷们,把那点钱财,藏着掖着,唯恐村里人抢了去似的。女人们一向只说一半话,另外一半,烂在肚子里,发了酵,变成隔夜的一个臭屁,放了出去。那臭屁是比说出来的话,还刺鼻的。于是村里人闻到了,便都知道瘦叔不露富,是想把钱给谁留着花;这个谁,当然是家庭以外的人。那么集市上的胖女人,也便再一次被村里人嚼了舌根。

赶集的人都说,瘦叔的生意好得很,每次去修鞋的人,都排成了长龙。也有生来好夸张的,说,人们为了找瘦叔修鞋,等得都快尿裤子了,也不舍得离开队伍,怕一回来,位置被别人给抢了。那么,瘦叔挣来的酸钱,也一定把裤兜塞得满满的,快要冒尖了吧?可是这么多的钱,胖婶照例穿着的确良的旧衬衣,丝毫没有因为生了个龙子,就给自己添置几件新的衣服,而长坤呢,吃个蜜桃罐头,照例要在瘦叔面前三番五次哭闹,连带地上打滚,才能讨要到。所以瘦叔的钱的流向,便引人生疑。

女人们便说:瘦叔挣那么多钱,胖婶也该好好捯饬捯饬自己了。胖婶一扭粗短的脖子,哼道:每天翻他衣兜,都是些没出息的毛角票,也不知他一天到晚在集上坐着,是不是都跟人喝大茶了!女人们当然好一番言语安慰,心里却是受用的,她们带着这样一点火花一样闪烁的秘密,快乐地走回自家院子里去,并嘁嘁喳喳地说给男人听,试图向见多识广、常常赶集的男人们,套取更多的一些情报。男人们没那么八卦,却也受不住纠缠,只能不耐烦地挥挥手说:谁会闲着没事跟人到集上喝大茶呢?我看瘦叔顶多扭一下屁股,跟身后小卖铺里的胖女人喝一杯吧。

关于瘦叔和胖女人的破棉絮,就是这样揪扯开的。瘦叔和胖婶有没有为此争吵过什么呢?没有人知道,在这件事上,两个人出奇地一致对外。男人们对瘦叔开涮说:瘦叔有艳福,家里放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好媳妇,每天修鞋的时候,屁股后面还有一个胖大的女人来坐陪。瘦叔就哈哈笑着幽默道:一个就够我受(瘦)得了,要是真有两个,还不把我榨干成一张人皮?女人们假装去逗引长坤,而后对胖婶旁敲侧击:这回有了长坤,你们娘俩可把瘦叔给抓牢了,他就是变成了土行孙,也逃不出你们的手掌心。胖婶慵懒地倚在门框上,吐了一地瓜子皮,才拍拍手道:我们家那口子,有个大缺点,就是对老婆孩子太好了,想让他有个二心,头都不带扭一下的。

男人女人们碰了一鼻子灰,于是很没趣地走开了。可是关起门来,瘦叔跟胖婶的世界大战,肯定是不止爆发了一次的。我站在平房上,常常看到瘦叔的鞋子,嗖一声自堂屋里飞了出来。有时,还有一些女人的鞋子,粉嫩粉嫩的,让人浮想联翩,当然,那都是同村人送来的需要瘦叔拿到集上去修补的鞋子。后来有一次,他们又吵架,赶上夏天的一场大雨,那些被不幸扔出来的鞋子,便生了气似的,一声不吭地顺着阳沟朝庭院外流去。我于是披了雨衣,拿了棍子,拦截那些形态各异的鞋子;它们有的鞋袢掉下来了,有的鞋跟断裂了,有的鞋帮跟鞋面分了家,总之都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残兵败将的模样。

我正专心地捡着,瘦叔带着草帽走了出来。

二妮子心眼真好。瘦叔眯眼笑着对我说。

我不知道是该将这些鞋子按照原有计划,据为己有呢,还是在瘦叔的夸赞里,完璧归赵呢?我正犹豫着,胖婶的骂声,又一次响起,这次,她骂人的对象,转向了女人们口中念念不忘的胖女人。

瘦叔在骂声中弯下腰去,很认真地提起一只翠绿色的鞋子。他好像想起了什么,注视着那只鞋子,忽然间笑了。他的脸上,沾满了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,并顺着沟沟壑壑,汩汩流淌下来。

我有些同情瘦叔。我不能将这些鞋子偷回家去,我想。

于是我将鞋子像糖葫芦一样,一个一个挂到木棍上,伸到瘦叔面前。

瘦叔恍如从梦中惊醒,注视着我串起来的鞋子,忽然,他像在集市上那样,欢快地大笑起来。好像,我是那个集市上的胖女人,身体里蕴藏着无限的让他快乐的能量。

我也呵呵傻笑起来。

尽管,胖婶的骂声,再一次响亮地顺风刮进我的耳朵里来。

那个眼睛里动不动浮起雾气的胖女人,她一定比胖婶好看吧。我这样想。

 

卖豆腐的

 

村里专管卖豆腐的是狗剩。

冬天的早晨,我还赖在被窝里,抱着早已没有多少温度的“烫瓶”蜷缩着取暖,就听见狗剩尖尖地扯起嗓子叫卖的声音:卖豆腐——喽!他的嗓音,又沙哑,又粗糙,又尖锐,以致于我总觉得狗剩嗓子眼里,长了一块细细的肉,他一开口喊叫,就有一个无形的小手,扯起那块颤抖的肉,往天上用力地拽;我因此替他觉得疼,真希望他尽快地偃旗息鼓,让那肉好好地歇上一歇。偏偏他越喊越带劲,不将村子转上三圈,他誓不还家。于是我便被那声音给小小地折磨着,直到狗剩终于卖光了箱子里所有的豆腐,骑车回家吃他的早饭。

当然,很多时候,我是等不到狗剩卖完豆腐的,母亲一准将我拖出被窝来,然后将衣服扔过来,让我自己瑟瑟缩缩地穿上。天气冷得像冰块一样,好像连尘埃也一起给冻住了,所以一切都看起来特别清洁干净,连空气都有些清冽得呛人。放在院子里的水桶,肯定是结了厚厚的冰的。于是我便应母亲的命令,用铁勺子将冰块一下下地砸开,并将浮冰舀到大锅里去。母亲则抓过几个玉蜀黍皮来,又划开一根洋火,点着了,放到锅底摆好的一束玉米秸上。她还侧头小心翼翼地摆弄着玉米秸的空间,尽量让火焰可以窜至每一个角落,于是炉灶里便热哄哄地燃起来了。母亲又放了七八个玉米棒槌,而后忽然间在狗剩的叫卖声里,想起了什么似的,急急地拍打下衣服上的尘灰,将包裹的头巾一把扯下来,扔到玉米秸上,而后对快冻成咸菜疙瘩的我说:过来拉一会风箱,娘去买斤豆腐,中午炖粉皮大白菜。

于是我便有些怨恨狗剩,他一喊叫,我不是被母亲拉出被窝去,就是被钉在灶间的玉米皮墩子上,一下一下费力地拉着风箱。要是锅底热烈的炉灰里,能埋着一个地瓜,那肯定会让我带劲地拉的。可惜,大多数时候,地瓜们都躲藏在地窖里。于是,我也只能在狗剩尖尖的叫卖声里,百无聊赖地继续替母亲拉着风箱。

隔着二翔家,我隐约地听到母亲跟狗剩闲扯的声音。母亲是特别擅长笑着跟小贩们讨一点便宜的,不像父亲,三言两语,砍价砍不下来,也占不到一点便宜,就着急上火,甚至跟人打了嘴仗。母亲不,母亲从来都是笑意盈盈的。

她先夸赞狗剩一番:今天豆腐真嫩,成色不错啊!你和俺大娘每天三四点就起床,真是辛苦。

狗剩麻利地拿出秤和秤砣,笑呵呵回道:嗐,做豆腐,也就这点累,习惯了。

母亲接着话茬夸:多亏俺大娘身体好,能帮你照应着,有她在,你这辈子啥都不用愁。

当然,我知道背地里母亲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她总是带着一种又同情又嘲弄的语气说:狗剩这辈子娶不上媳妇,是白瞎了,做豆腐再好有啥用,就不知道女人可比他做的豆腐鲜嫩多了。

这些女人们最喜欢嚼来嚼去的闲言碎语,狗剩也不知道是否听到过。反正村里就他一家磨豆腐,人们再怎么爱拿他这光棍开玩笑,终究还是得买他的豆腐。当然,大家也可以不吃,可是,一斤豆腐实在也不贵,隔三岔五地,还是要买来跟白菜粉皮炖了吃的。所以,买豆腐的时候,为了能让狗剩的秤杆高高的,少收几分钱,女人们依然愿意不遗余力地给予狗剩夸赞。而狗剩呢,也享受每天人们为了口腹之欲,而和和气气跟他说话的这点好。

于是听到母亲这些体恤温暖的话,狗剩就忍不住,将一小块掉下来的豆腐,放进已经秤杆高高的秤盘里,并豪迈道:今天多给嫂子一点,吃好了明天再买。

母亲于是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,占到了一点小便宜。她会因为这一小块多出来的豆腐,而一天都喜气洋洋的,好像大旱年间,我们家抽签,忽然抽中了第一个用集体的机井浇地一样。替母亲拉着风箱的我,也会立刻因为她占的这一点小便宜,解放出来。母亲总是第一眼就发现了我受的辛苦,温柔地道一句:我来拉吧,你去屋里暖和暖和。

我当然不会去屋里呆着,因为屋里并没有生炉子,为了节约煤,只要好天气,母亲是不怕蹲在锅灶旁边挨冻的。当然,用玉米秸和玉蜀黍棒槌烧火,因为易燃,锅底的火轰隆隆的,延伸到灶膛的每一个角落,气势看着挺唬人,也便给人一点温暖的错觉。我于是就猫狗一样赖在母亲身边,一边哼哼唧唧地说着冷,一边却不肯离开,只将两手放在灶膛门口,胡乱地烤着。母亲于是添着柴火,安慰我说:别哼哼了,过几天我带你去狗剩家,要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给你喝。

啊,这句话,一下子让我觉得冬天变得那么地生趣盎然,好像墙头上跳跃的麻雀,或者闪烁的阳光;就连狗剩的斜眼,看起来也不那么让人讨厌了。我于是一心一意地盼着去狗剩家里讨要豆腐脑喝,这样人间的美味,在乡下,也就一年能喝上一次吧;因为狗剩显然是不卖豆腐脑给人的,他需要留着它们,做上好的豆腐;况且,乡下哪个做父母的,会五六点早早起来,只为给孩子要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喝呢?被窝里那么多赤条条的孩子,只怕一碗豆腐脑,会引来一场兄弟姐妹间的争夺大战。所以原本不多的宠爱之心,也就熄了火,只在路过狗剩家豆腐坊的时候,嗅一嗅里面浓郁的豆香味,骂一句:真他妈的香!于是豆腐脑对于每天早晨喝咸糊豆粥的小孩子,就成了奢侈品,一年到头,除非父母忽然间发了慈悲,觉出我们小孩子是可爱的,基本不会浪费钱,去买这样一碗据说城里人才喝的稀罕物。

母亲说话是不算数的,她说过几天,一过就是半个多月,等想起来这回事,已经是她再次买狗剩豆腐的时候了。这次我不再傻乎乎地拉风箱了,我丢给姐姐干,自己哼哧哼哧地跟在母亲后面,看她在巷子口买豆腐。

狗剩眼斜,立刻就看到了我。所以听见母亲又谈笑风生地夸他做的豆腐,一激动,就开口客气道:有时间嫂子带闺女去吃一碗豆腐脑吧。

我才不管狗剩是不是客气呢,我只眼巴巴地看着母亲,希望她赶紧想起自己的承诺,并立刻将其付诸实践。母亲大约是忘了自己的承诺了,但她却抓住了狗剩话语里另外一层意思,那就是可以免费去吃一碗,于是她立刻应承下来:哎呀,买豆腐还送豆腐脑,那多不好意思,我看看明后两天带闺女去吃一碗,她可是嘴馋了很久了。

狗剩大约以为母亲说的这两天,也是托辞吧,可母亲却在当晚,就早早将我送进了被窝,原因,就是明天要早起,带我去狗剩家的豆腐坊里喝豆腐脑。母亲不知道,我因此兴奋得几乎一夜没怎么睡好,好像我不是去喝一碗豆腐脑,而是穿了花衣服去拜大年,看花灯,赶大集,或者走亲戚,而且那亲戚家一定还有压岁钱可以拿。在轻浅的睡梦中,我甚至还梦到一碗温热、柔软如母亲乳房一样的豆腐脑。我在梦里还想,狗剩天天做豆腐,喝豆腐脑,可惜他连女人的乳房也没有碰过,不像我,躺在母亲怀里的时候,还能将脑袋拱在母亲热乎乎的胸前,感受着她的乳房带来的温柔,并趁她不注意,偷偷地吃上一口。

凌晨六点,我就被母亲叫了起来,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穿好了衣服,却因吵醒了父亲,招来一通责骂。他骂我没出息,为了吃人家一碗免费的豆腐脑,披星戴月地赶了去,要是人家给点钱,还不住人家里,认个干爹?!这句话当然是指桑骂槐,讽刺母亲也不觉得害臊,天还黑着呢,就带着孩子朝光棍家跑,让人知道了,像什么话?!母亲听了没吱声,却是好好打扮了一番,还围了一条好看的红围巾,又给我戴了胭脂红的套脖,然后轻轻拉开了门,就牵着我的手,在冬日清冷的空气中,朝村南头的狗剩家走去。

狗剩家背靠着村里的大水塘,夏天发大水的时候,他们家院子便成了河,狗剩就推着自行车,淌着“河水”出来卖豆腐。冬天的时候呢,狗剩卖完了豆腐,就去河里炸鱼,哦,他的一只眼睛,据说就是这样炸坏的;以致于村里人都说,狗剩家风水不好,媳妇都让水神给卷走了,所以他才一辈子都是打光棍的命。不过狗剩他娘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的嘲笑,尽管笑话她家狗剩的男人,可能刚刚被坏脾气的媳妇抓破了脸皮,而女人呢,也被家里男人打得快要跳井自杀了。狗剩他娘就每日颠着个小脚,在热气腾腾的豆腐坊里推着磨,拉着风箱,点着盐卤,什么话也不多说,什么闲言碎语也不放在心上。于是女人们便又开始编排,说狗剩他娘是舍不得狗剩娶老婆的,自从狗剩他爹十几年前去世,狗剩他娘就习惯了跟狗剩相依为命,如果忽然间多出一个女人来,那狗剩他娘可就没有容身之地了,所以还是这样孤儿寡母在一起作伴合适,反正,就凭狗剩这副模样,即便娶上老婆,也是歪瓜裂枣的,那还不如不娶得好。

于是狗剩就成了村里有名的光棍之一,一年一年,只顾尖声扯着嗓子叫卖豆腐,却再也没有提媒的人来,好像人们都希望他一直光棍下去一样,这样,村里就有了谈资,就有了可以随意取笑的一个人,而狗剩和他娘这对孤儿寡母,也就可以作为最值得同情的人家,专门用来陪衬别人的幸福了。

因此一对夫妻吵架,男人会说:好歹我也比卖豆腐的狗剩强,你嫁给我,就知足吧!

女人则会说:就你这骚包熊样,再不争点气,混出个人样来,就成了狗剩了!

男孩子们也乐意拿狗剩嘲笑伙伴:谁不守游戏规则,谁以后就去给狗剩家磨豆腐!

女孩子更不用说了,一扭头甩出一句来:闲着没事干,就去帮狗剩卖豆腐得了,干吗在这里惹人烦?

狗剩和狗剩他娘肯定也听到过人家的闲言碎语吧,但是他们照例在村子里一天天过下去,并不曾见狗剩跟谁争吵过什么。也或许,狗剩是根本吵不过人家的,因为他一着急,就结巴,一个又结巴又斜眼又没有女人喜欢的男人,哪有什么资格,跟人吵架呢?所以,狗剩也就干脆闭上了嘴巴,以便节省下力气,每天早晨出门卖豆腐的时候多吆喝几句。

但在那个冬天的早晨,狗剩家的这些落魄事,都跟我和母亲无关了。我只一心一意地想着狗剩豆腐坊里加了鲜香卤汁的豆腐脑,而母亲呢,则盘算着怎么喝一碗、再带走一碗。冬天冷寂的大街上,我和母亲都穿了鲜艳的衣服,喜气洋洋的,好像去赶赴一场约会。母亲牵着我的手,两个人谁也不说话,只在尚未亮起的天光里,安静地走路。我与母亲的呼吸,一轻一重,好像在为细碎的脚步声伴奏,又好像两只昼伏夜出的动物,在黎明前最后的夜色掩映中,出没在人烟稀少的街头。

我想,如果此刻有女人打开大门,恰好看到行色匆匆、神情可疑的我们,一定会背后给自家男人说:瞧这娘俩起那么大早,急匆匆的,一定不是去做什么好事。哦,在很少能够喝到豆腐脑的乡下,早起去喝一碗免费的豆腐脑,听起来的确不像是什么好事,好像我和母亲生来就是爱占便宜的人,又好像我们生下来就是为了喝这一碗豆腐脑的一样。

好在,狗剩家并不太远,这也让我和母亲心里淤积着的那口气,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,便长长吁了出来。待到一脚跨进狗剩家门,听到狗剩他娘拉风箱的声音,还有狗剩着急时,结结巴巴的说话声,我和母亲终于觉得心里踏实下来;好像,那柔软如女人乳房一样的豆腐脑,早已吃到了嘴里。

狗剩听见柴门吱嘎一响,就从灶间里探出头来,看见是我们娘俩,便笑:正想着,你们就来了,豆腐脑的卤子早打好了,在锅台上备着呢。

我顾不上听大人们说话,只好奇地看着灶间里很大的两个瓷缸,其中一个装满了刚刚从石磨上磨完的豆浆,而另外一个大缸里的豆浆,已全部被倒入了大锅,且在烧火棍和风箱的集体作用下,沸腾起来了。于是狗剩他娘开始用大舀子将锅里的豆浆,舀入大缸里。母亲也不肯闲着,一边帮忙舀一边陪狗剩他娘唠嗑;当然说的全是夸狗剩的话,说他人仗义,大方,卖豆腐从来不跟人斤斤计较,所以村里人都愿意支持他们家生意,这豆腐坊,也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出了名。母亲当然不会将后面一句暗含的话给说出来,那就是可怜的狗剩,做的豆腐十里八村都卖得出去,唯独他这个人,卖相不好,活到四十岁了,还是光棍一条。

不说出来,于是灶间里便一团和气。氤氲的热气中,两个女人忙得满身是汗,母亲干脆脱了棉衣,露出自己新近织成的枣红色毛衣来。那枣红虽然是沉郁的颜色,却被奶白色的散发着热气的豆浆映衬着,透出迷人的熟透的果实一样的色泽来。于是昔日被狗剩和他娘充塞的枯寂的灶间,忽然间变得生动起来,而我的存在,更为这狭小晦暗的空间,点亮了一盏灯,现出一个正常家庭里的温馨动人的底色。

我想狗剩和他娘,一定沉浸在这种温暖又陌生的感觉里,不想出来,以致于他们让我和母亲,连喝了两碗加了鲜香卤汁的豆腐脑,还不肯放我们走,非要跟母亲聊聊家常。而母亲,也自觉地尽到了白吃白喝所需担负的义务,将狗剩缺少的年轻女人的温暖,和狗剩他娘从未体会过的婆媳之间的关爱,真真假假地,全表演给了他们。

临走的时候,母亲用这样热情的表演,换走了两碗捎给父亲和姐姐的豆腐脑,外加一斤新鲜出来的豆腐。母亲当然是坚持要付钱的,无奈狗剩在那个早晨,太像个男人了,而且还有一股子说一不二的霸道,就像,他忽然间有了一个可以让他看上去有男人威严的老婆。

啊,那个寒风刀子一样嗖嗖割着人肌肤的冬天的早晨,我的心里,被两碗豆腐脑,给弄得暖融融的,以致于我觉得我快要爱上狗剩了。

可是我要将这爱深藏在心里,不告诉任何人。我想。

 

开药铺的

 

小诚在大队的喇叭上一声大喊,告诉全村的老少爷们,他家要开药铺的时候,邻村的老纪刚刚给胖婶家闺女艳玲打完针,听见小诚兴奋地广告,鼻子里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。恰好父亲下地干活回来,于是作为曾经的同行,便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,也不管父亲是否邀请了他,直接跨进我家大门,摆出一副要喝一壶茶才肯回去的慷慨架势。

母亲也是跟着村里的洪先生做过赤脚医生的,所以三个“先生”凑到一起,算是有了共同话题。老纪说,咦,小诚也能开药铺了,这可真是个大笑话,他在乡镇医院里学了一年半载,就以为自己可以提起药箱子,四处给人当先生了?小心,别把人腿给扎废喽!

老纪平素忙不过来的时候,父亲便常常义务给村里人打针;当然,他只给男人们打,女人们呢,则交给了母亲。因为两个村子共用一个先生,老纪和他的药铺便很是吃香,虽然他有个生下来就缺心眼的傻儿子,但这并不妨碍老纪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,始终目不斜视。他小诚是什么人呢,根本就不在老纪的关心范围之内。况且小老纪十岁的小诚还嫩得很呢,胡子还没长出来,就敢跟他老纪抗衡,哼,真是不识抬举!

所以虽然帮老纪打针分文不取,但在老纪看来,能给他打打下手,那是我父母上辈子修来的福份。这种无形中得来的好声誉,可不是村里谁都能有资格的。况且,人家拿了老纪给的针药来找父母,总是要陪着笑的,如果麻烦的次数多了,收玉米割麦子浇地扬场的时候,给搭把手的人,也就多。一个村子里住着,多一些能耐的人,总归是好的。

当然,父母不像小诚那样,总是想着出风头,或者将老纪做先生的气势,给打压下去。村委会曾经想开个药铺,让父母来承包经营。母亲倒是跃跃欲试,但是父亲却说,还是算了,咱不能抢人家老纪的生意。

老纪当然是知道这件事的,所以便将父亲引为知己,平素里我们家谁有点头疼脑热,需要拿药,老纪都亲自送上门来,而且还只收成本价。因了这样的一点恩情,老纪就将我们家,当成了他在我们村出诊的根据地。

认真算起来,老纪不算是我们村子的人,不过隔着一条河,两个村子却同属一个大队,所以也便如左右邻居,来往频繁。邻村卖馒头的、打烧饼的、做粉皮的、泡豆芽的,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外人,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,从村东绕到村西,来回转上两圈半,直到筐里的货蒸发了似的,快卖光了,这才饥肠辘辘地赶回自己的村里去。老纪当然也不例外,他像掌握着全村女人月经周期的妇女主任,掌握着全村人的健康状况。甚至哪家患哮喘的老人,站在院子梧桐树下咳嗽了一声,老纪立刻就感应到了,稀里呼噜扒拉完面条,又帮傻儿子擦擦唇边的菜汁,叮嘱女儿看好哥哥,便跨上车子,飞快地赶往村东头正在咳嗽的老人家去。

所以老纪是我们村所有人家的私人医生,随叫随到,包治百病;老纪治不好的,村里人也就接受上天的安排,等着料理后事了。六里外的乡镇医院,除非老纪非得撵着人去,村里人基本很少光顾。反正有老纪在,他自会亲自去医院里进药,何必再多跑一趟呢?生孩子这样的大事,老纪不负责,但是有母亲在呢,母亲的产钳跟老纪药箱里的针管一样,也是随时带上,几分钟就可以赶到人家里去的。

因此,有了老纪,做接生婆的母亲,帮老纪打下手的父亲,我们村里还需要小诚来瞎搅和什么呢?

但小诚是铁了心要在村子里大干一番事业的。他的药铺跟“茄把儿”家的小卖铺一样,当街开着,而且是二十四小时都不打烊的。谁家老人半夜里忽然犯了病,只要去小诚家门口喊一嗓子,他立刻披衣下床,趿拉着鞋,跨上药箱便跟人走。而且小诚坐在药铺里的时候,还手捧着书本,那书都是很古老的医书,村里人拿起来瞅一眼,感觉跟天书一样,看着让人头晕。但小诚却像个旧时代的真先生,穿得干干净净地,坐在柜台后面,专等着给人望闻问切。

老纪就不是这种风格的。老纪的女人在生完一儿一女之后,便因病去世了。那病据说是不治之症,就像老纪的儿子傻,也是生来就有的治愈无望的病症;否则,就老纪的医术,不至于会让躺在身边的女人死掉。没有女人照顾的老纪,家里的药铺也是乱七八糟的。除了老纪,没人能从他的药架上,找出自己需要的一味药。那些药有时候还会藏在老纪傻儿子的帽子里,或者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枕头底下,再或做饭的锅台上。村里人都说,老纪开的不是药铺,而是药箱,他的家就是一个大号的药箱,满屋子都是药味,中药与西药混杂在桌子上,枸杞与大黄堆放在窗台,大枣与陈皮胡乱放置在抽屉的一角。如果不是中药柜子上,标注着柴胡、莲子、桃仁之类的名字,估计老纪自己也不记得,哪一味草药,究竟隐匿在哪一个抽屉格子里。

好在老纪人邋遢,但并不糊涂,知道药是关系到人命的事,而且还是乡里乡亲们的命,所以他总能在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,将病人所需的药,逐一挑选出来,而后装入白色的小纸袋里,再将服药方式,一一写清,并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叮嘱吃药的人,千万别吃错了,否则死了人他可承担不起。被老纪护佑着的村子,倒也很少发生意外事故。有大病绝症的村民,基本也就安心地守在家里,给老纪讨一点止疼药,一日日挨到临死的那一天。发丧的时候,老纪一定亲自前去吊唁。站在遗像面前的老纪,总是比别人更悲伤一些,好像那人的死,跟他有关,是他老纪没有在世华佗的神奇医术,可以让遗像里的人,起死回生,蹙着眉走到他的面前,疼得龇牙咧嘴地,却依然不忘了揶揄他,赶紧娶个媳妇,给他收拾收拾药铺子吧,否则自己吃下的每一粒止疼药里,都有老纪的臭皮鞋味。

一年365天,老纪有300天,都是在出诊的。所以哪天不见老纪在村子的大道上骑自行车经过,村里的人都会念叨。谁家请他来看病,自然是备下了饭的。老纪人“赖歪”(方言:邋遢),但吃饭却讲究得很,大约是给人打针烙下的病根,总是将筷子带碗,在热水里烫上十分钟,才肯拿来用。村里人都知道他这毛病,甚至他的傻儿子给人掏猪粪拉地排车,留他喝一碗面条,也会连带将他的碗筷一起给烫烫,好像老纪一家都有洁癖一样。

小诚这年轻的先生上阵以后,人们忽然间觉得,给老纪烫碗筷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。就连留老纪吃饭这事,也有些多余了。看人家小诚,除了医药费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而且永远都随叫随到,免费上门。小诚的老婆做事也干净利索麻利快,麦收的时候,如果小诚被人叫去看病,她一个人能任劳任怨地将麦子一麻袋一麻袋地全拉回家,见了生病的那家人,也不忘嘘寒问暖,尽着小诚兼职护士的职责。小诚的药箱,也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,而且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,想要什么药,小诚都能立刻变戏法似的拿出来;哪像老纪,丢三落四地,看个病,得骑着他的破二八车,来回奔波好多趟。怪不得老纪永远都在路上奔走,原来他是在为自己粗心大意的坏毛病做无用功,却又欺骗了全村人,让大家觉得他在为病人而辛勤奔波。

有了小诚这近水的楼台,大家也便疏远了老纪。当然,起初大家都是无意的。谁还会半夜三更地生了病,舍近求远,跑去邻村找老纪前来看病?况且,没有老婆暖被窝的老纪,睡眠也有些不好,最恨人打扰他休息,哪怕午休也不行。之前大家都惯着他这毛病,看见他在卧室里睡觉,便小心翼翼地站在院子的树荫里干等着,连呼吸都自动弱了下去,怕一不小心,就惊醒了老纪,让他大发雷霆不说,还任性到罢工,不去看病了。当然,老纪极少这样任性过,可是,人人却都记得坐在庭院的梧桐树下,听着声声蝉鸣,陪着老纪小憩的委屈。于是有了总是一副谦卑和善模样的小诚,村人也就以最快的速度,打算将老纪给忘记了。

可是老纪并不同意。老纪在发现昔日将他视为家庭医生信赖并尊重的村人,纷纷倒戈,去小诚家拿药、打针、开药方之后,便直接在大街上堵住那人,眯眼笑问道:小诚开的气管炎的药,还管用吧?那人知道老纪的笑脸背后,是一肚子快要爆炸的气,也就避开了,轻声问一句:有日子不见纪先生了,去家里喝杯茶吧?不想老纪刻薄,跟过来一句:不需要我老纪了,这茶还喝个什么劲儿?说完了老纪便推车擦着那人的衣服,冷冷走过去了。那人只好一脸难堪地追加一句:你说你……嗐……改天来喝茶啊纪先生!

老纪在村里这样毫不客气地“嗤拉”(方言:讽刺)过一些人之后,他的恶声名就很快传开了。大家都说,老纪真不会做人,不就是小诚开了一个药铺吗?怎么着,这村子还是他的地盘不成,不允许别人做生意?况且本来他也不是这村的,十多年的钱都让他一个人挣了,也可以了,人啊,不能太贪心,一贪心,就招人烦呐!

不过老年人不这么说,他们对小诚还不太信任,觉得总归他是稚嫩了点,没有个十年八年的考验,就能当好先生?小诚也想得太简单了点。他们习惯了老纪给配好的中药,冬天的早晨,我们小孩子紧缩着肩膀去上早自习,总能见到老人们出来倒中药渣子,据说药渣子当街倒掉,病便会发散得快,好像风顺着大道,将病也一起给吹走了。过年的时候,谁家有生病的老人,还会将一分两分的硬币,也一起给倒掉。那硬币是断断没有人去捡拾的,因为大家都觉得,谁捡了去,病就会传染给谁。但尽管如此,也没见村子的大道上,堆满了钱,那些硬币最后都去了哪里呢,我常常好奇,我是不相信硬币会被风刮走的,那一定是被谁给偷偷地捡回了家,而后丢到盆子里洗洗,也就重新在村子里流通开了。中药渣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倒掉,而后被大风刮走。每个人闻到那草药的味道,总会想起老纪,好像老纪的药箱里是广袤无边的草药园子,那里有任何一种珍奇的药物:独活,白术,人参,川乌……老纪气定神闲地掌管着它们,就像掌管着全村人的生死,谁想平安地活在这个世上,必要在行经老纪家时,屏气凝神地表达一些敬意。

可是小诚来了,一切便都改变了。好像一个属于老纪的朝代,就这样没有一点波澜地结束了。不管老纪怎么悲伤,怎么嘲讽,怎么在路上急赤白脸地跟人争吵,他的大半个江山,还是被小诚给霸占了。剩下那些咳嗽着常年朝大道上倒药渣子的老人们,他们身体慢慢瘫了,但心里却不糊涂,儿女们背着他们,究竟去谁家拿的药,他们心里清楚,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放任他们去了。只是在老纪路过门口,冷脸不发一言的时候,他们才讪讪地转过身去,“勾勾勾”地唤着,让满院子飞奔来吃食的鸡们,驱赶他们心底对于老纪的愧疚。

但也总有一些拐弯抹角能扯上亲戚的人,碍于面子,还是坚持头疼脑热的时候,找老纪拿药,借此维系着良好的亲戚关系。我们家隔一条胡同,住着“鸡冠子”家。鸡冠子的儿子三岁的时候,发了一场高烧,据说发高烧那晚,下了暴雨,村里的大道上积满了水,人踩过之后,都成了泥汤,穿水靴子一脚下去,常常半天也拔不出来。这样的鬼天气,又是半夜,乡镇医院肯定是去不成的。不管小诚还是老纪,也都不愿意上门跑这一趟。但眼看着儿子已经高烧昏迷了,鸡冠子只能穿着雨衣,去找先生。至于找哪个先生,鸡冠子也没多想,就直奔邻村的老纪家。

据说老纪那天相亲失败,女人嫌弃他有两个孩子不说,其中一个还是傻子。事后老纪借酒浇愁,又用酒瓶子将药铺给砸了,砸完他就昏睡过去。鸡冠子前来叫门的时候,他骂骂咧咧地爬起来,说不去不去,你们村天皇老子来叫也不去!鸡冠子急了,将他一把拉进瓢泼大雨里去,问他酒醒了没有?要不是看得起他老纪,谁会大半夜跑来找他看病?!老纪被冰凉的雨水一激,才看清这来人是跟自己沾亲带故的。就为了这份雨夜绕开小诚的情份,老纪背起药箱,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鸡冠子上了路。据说老纪在路上连跌了好几次,浑身上下都是泥水,好像从泥汤里捞出来的一样落魄,这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,甚至中途就想返回家去。可是鸡冠子救子心切,那一刻又认定老纪是在世华佗,只要他进了家门,那么儿子的高烧,就肯定会立刻退下。

老纪赶到的时候,鸡冠子的儿子脸色铁青,气息微弱,好像半条腿已经迈进了阎王殿。在老纪的行医历史上,大约没有见过这样的病症,他一时判断不清这是怎么回事,又没有别的同行可以咨询,而再让鸡冠子冒雨去请小诚过来一同诊治,那在全村人面前,都将是丢颜面且解释不清的事。于是老纪只能凭借自己过去的经验,大胆用针药进行救治。因为时间久远,已经没有人说得请老纪究竟使用了何种针剂,就连鸡冠子的儿子得的是什么病,也是众说纷纭,而那病到底是可以医治的呢,还是根本就是死里逃生、侥幸生还呢,更没有人能够说清。这成了一宗谜案,而谜底却是清楚的,鸡冠子的儿子高烧退去,闯过鬼门关,可是,却永远地成了瘸子,而所有人都一致认为,那一条废弃的腿,是被老纪的针剂,给扎坏的。

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,在这一问题上,鸡冠子与老纪高度一致地均保持了沉默。老纪的沉默,当然是做贼心虚,一辈子的污点,狡辩多少句都无济于事,所以干脆不发一言,以示悔悟,听任村人的唾沫星子,将他淹死,也绝不还口。而鸡冠子呢,自己的亲生儿子,被老纪一针扎下去,成了残疾,他该去哪儿申诉呢?跟老纪反目成仇就能挽回儿子的一条腿吗?让老纪家破人亡、蹲了大狱,就能回到儿子高烧昏迷不醒的那一晚吗?如果不是他强行将老纪从家里推出来,老纪怎么会成了众矢之的?如果老纪不扎那一针下去,儿子会不会命陨西天?如果那样,岂不是他连拖着一条残腿的儿子,也看不见了?因为家境的阔绰,鸡冠子向来在村里是一个骄傲的人,好像顶着鲜红冠子的公鸡。可是这件事,却彻底打击了他。他和老纪一样,为着一种无法解释也解释不清的原因,对此事选择了缄默。

只是老纪不只是保持了沉默,他还保持了与我们村子的距离。倒是小诚,自此愈发地活跃起来,忙得像当初到的老纪,一年300天都在村子里出诊。小诚的媳妇,带着一种掌管后宫的威仪,掌管着药铺,她的昔日堆满了谦卑的脸上,渐渐有了骄傲。有回村里走娘家的,提及开药铺的,总是会惊叹一声:咦,小诚家的药铺怎么开得比乡镇医院还阔气?!久居村子里的媳妇们,听了便慢慢回一句:还不多亏了老纪。

于是这桩陈年旧案,就这样在回娘家的女人和村里的媳妇之间,一次又一次地提及,一直到十里八乡的人们,都知道了老纪,知道了老纪和小诚间的私人恩怨,知道了我们村新添了一个将来难娶媳妇的可怜的“瘸巴腿”,而那腿,是老纪给一针扎废了的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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